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数字教育促进学习型大国建设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吴遵民 熊振 杨瑜 陈晓雨

[摘要]当下，教育强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通过教育数字化推进学习型大国建设的理念更已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针。党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其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数字教育的普及与深化，而关键抓手则是破除数字教育的瓶颈，尤其是服务于惠及老龄群体、农村与边远地区的群体，并通过学习型大国的建设去落实精准服务以及满足个体个性化学习需求的目标。通过构建数字教育生态服务学习型社会与学习型大国建设，可为充实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力量提供新方案。

[关键词]数字教育；教育数字化转型；学习型大国；学习型社会

当下，通过教育数字化推进学习型大国建设已经成为实现教育强国方针的必由之路。而随着智能化、数字化等新兴技术的普及，如何利用教育数字化赋能学习型大国建设，进而为实现教育强国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亦成为教育改革的新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这不仅是我国在新时代倡导的最新教育发展战略，同时也是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目标的再次明确与强化，其已上升到了国家意志与未来政策导向的新高度。尤其是“学习型大国”思想的提出，第一次鲜明地彰显了我国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的坚强信念。但要实现上述宏伟目标，数字教育无疑将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换言之，未来的教育和社会形态在数字社会的背景下都将发生显著变化。那么我们应如何通过数字教育的普及和深化，使民众能够更好地做好接纳数字技术的各项准备。显然，在建设学习型大国的同时研究并落实数字教育的普及与推进问题，着力探寻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教育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与现实困境，并通过构建数字教育生态体系服务学习型社会与学习型大国建设目标的实现，最终使其成为推进教育强国发展的动力引擎，是当下学界亟需回应并亟待解决的核心命题。

一、数字教育助力学习型大国建设的内涵与意蕴

综上所述，教育强国与学习型大国建设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而数字化建设是整个教育强国体系的配套举措。这是因为处于智能时代的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教育都将无可避免地与数字技术邂逅并交汇。以往的相关研究虽然已经对推进终身教育的路径机制、建设国家资历框架、创建智慧学习的环境与应用等做了深入探讨，然而直接以数字教育为研究对象并助力教育强国、学习型大国建设的研究还较为鲜见。对此笔者将聚焦“数字教育”的主题，并拟重点思考数字教育如何助力“教育强国、学习型大国”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行在“数字化时代”和终身教育“大教育观”的思维框架中探讨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深度融合及发展的可行性。笔者认为上述研究需要从三个维度去思考：首先，有必要从生命哲学和教育科学的维度明晰数字教育的形态、内涵与价值意蕴，同时明确其对促进教育强国、学习型大国建设的作用与意义；其次，还需要通过运用多重研究方法探究数字化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与机制，丰富并完善中国特色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最后，通过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与沟通，进而推动学界参与国家教育战略决策的制定过程，由此促进教育技术科学的创新发展。

关于数字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其中特别指出无论何种教育都是“为国育人”，因而数字教育亦首先需要确立“人”的立场，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其次《规划》又指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育人”的强有力“软支撑”，因此发展数字教育又具有了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涵义（中共中央、国务院，2023）。简言之，为了育人的需要，为了国家战略目标的建设与发展，进数字教育势在必行。它不仅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也是普及数字技术的基础条件。尤其在当前，由于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接收终端产品的广泛普及，数字化资源、信息平台优势等更容易转化为社会数字化的驱动力。数字教育作为未来教育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不仅可以引领教育现代化，进而推动国家教育体系的整体转型，还有利于整合教育资源，完善现代教育体系。通过开放数字学习资源，学习者能够获取更为丰富便捷的学习资源，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开放的学习场域，并助力于绿色教育生态环境的构建。

就上述分析来看，诚然推进数字教育有利于提高全民数字技术的可及性，进而提升全体公民的数字素养，并借此实现面向全民终身学习以及由全民参与的学习型大国建设的宏伟目标；然而数字教育应该如何普及与深化，以及如何使得数字技术能够有效融入教育体系，从而实现面向每一个人的终身学习及促进教育强国、学习型大国建设目标的实现。笔者认为弥合以往数字教育的鸿沟，特别是服务与惠及老龄群体、农村及边远地区被边缘化的贫困人口，突破该人群整体缺乏教育资源与学习机会的瓶颈，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焦点问题。换言之，务必使全体公民均能享受数字技术的红利，并成就数字包容社会的理想，是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的重要价值所在。

二、数字教育助力教育强国与学习型大国建设的历史经纬与发展路径

随着数智时代的来临，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世界教育变革的新发展与新趋势，这也是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加快迈向教育强国的重要选项。首先就我国数字教育的发展以及政策推动的历史经纬来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至2011年教育数字化基础建设时期，主要是通过系统信息工程的推进来构建现代远程教育体系。如2002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十五”发展规划（纲要）》，文件明确指出“以普及信息化技术教育和扩大信息化人才培养规模为重点，以信息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为突破口，大力促进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并要求“到201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的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2）。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至2017年教育数字化应用推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进一步明确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并致力于加快推进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速度。如2012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出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要求“实施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2）。第三个阶段则是2018年至今的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的时期，其特征是提出了顺应智能环境发展的趋势，并通过激发与推广信息技术革命影响力，进一步推动教育数字化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理念。如2018年，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办好网络教育的精神，教育部特别发布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其中指出应坚持融合创新原则，推进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这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从融合应用迈向创新发展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2023）。正如《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所指出的：“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同时也是“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的战略行动”（陈云龙，等，2023）。

其次，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随着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日益深化，数字教育的研究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关于数字教育的相关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数字教育的内涵、目标以及发展方向的研究。目前国内尚未有关于数字教育的明确定义，由于对数字技术范畴理解的差异导致学界对数字教育的理解也存在不同观点。如有研究认为信息化技术应包含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两个层面，由此就出现了依托数字技术的数字教育和依托智能技术的智慧教育两种看法。有学者对信息化教育、数字教育以及智慧教育的内涵进行了比较，认为信息化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在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随之形成了全新的教育形态即信息化教育。广义上的数字教育等同于信息化教育，既包含了数字教育也涵盖了智慧教育两个层面。至于狭义上的数字教育，则仅指信息化教育的第一阶段（汪基德，等，2015）。也有学者围绕数字化呈现的现象对数字教育的发展潜力进行了解析。他们认为，在数字技术革新与运用的环境下，教育形态亦随之发生着改变，其中数字教育依托的核心技术在不断更新，因此数字教育正朝着更加开放、动态与创新的方向发展，并由此孕育出一种高阶的数字教育——智慧教育（孙乐平，等，2017）。但另有观点未细分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的差异，对数字教育的理解包含了依托数字技术和依托智能技术的所有教育形式。如有学者认为数字教育是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由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形成的；数字教育的发展目标是以教育数字化引领教育现代化，构建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全纳、公平、高质量、可持续的终身教育体系，同时培养全面化、自由化、个性化发展的数字时代新人（光明网，2023）。还有学者从教育强国建设的视角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是重要一环。教育数字化就是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技术手段对教育进行系统性的变革，同时通过教育新生态的构建，去实现更加公平、更加高质量、更加终身化、更加包容的全纳教育和高水平的教育治理（湖北日报，2023）。

二是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价值的基础研究。有学者肯定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内在需求，是推进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是优化教育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终身学习的有力支撑（吴砥，等，2022）。也有学者明确指出，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应注意“以人为本”的命题。换言之，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是否促进了人的健康成长为衡量标准，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基础（袁振国，2023）。众多学者还就如何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提出了具体建议，如有学者认为教师是教育改革的实施者。因此大力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成为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一项重要举措，包括通过构建微能力指标体系、强化职前职后教师一体化发展、加大应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资源、探索素养规模化提升机制、运用无感知的情景化测评方式等五大措施，来提升我国教师的数字素养（胡小勇，等，2023）。还有学者研究了世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并提出了我国应通过系统规划数字化教育的发展战略、升级数字化教育的基础设施、构建本土化的数字素养框架、完善数字化课程体系、加快数字化教学模式转型、提高教师信息素养和数字技能等多种举措，来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刘宝存，等，2022）。还有学者认为，推进教育数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需要从“物”和“数”两个层面去实现普惠共享，由此才能助力学习者全面发展，并实现“由不能变可能”“由小能变大能”的转变（湖北日报，2023）。

三是关于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与供给的研究。有学者从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出发，认为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改进和优化制度供给，协调好各供给主体的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并以此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时，通过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可以构建、塑造和强化数字教育资源增长的新动力、新机制，来增强有效供给。也有学者提出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从完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数字教育资源的多中心供给，建立以服务为中心的资源生态以及加快新兴技术探索等方面着手（柯清超，等，2018）。另有学者分析了我国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的现状和问题，指出目前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存在供求错位、资源有效性供给不足以及忽视资源使用过程中的服务等问题，并提出了优化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的需求，并建议采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供给机制优化供求关系，如由供给刺激需求转向需求带动供给，供给重点从侧重资源数量转向重视优化质量服务等供给方式（陈明选，等，2020）。有学者还从更宏大的视野提出，教育数字化关键在于“化”，即在数字时代对教育进行系统性变革，构建新型的教育生态。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不能单兵突进，而需要协调融合包括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等各方力量，并贯通“政策-教学-科研-市场”等各个环节，以实现资源整合、创新协同（湖北日报，2023）。

四是从与教育强国相关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研究与进展来看。其中“学习社会”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罗伯特赫钦斯（RobertM.Hutchins）提出。1968年，赫钦斯出版了《学习社会》一书，作者认为，学习社会不仅是能够为每个人在其成年以后的每个阶段提供部分时间制的成人教育，还是一个成功实现了价值转换的社会。成功的价值转换即指学习、自我实现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它已成为社会目标，并且所有的社会制度均应以实现这个目标为指向（Hutchins，1968）。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学会生存》的报告书，该报告充分肯定了教育对社会和个人终身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明确提出要向学习社会迈进，同时指出终身教育就是学习社会的基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96）。1986年，国际教育学者胡森（TorstenHusén）出版了《再论学习社会》一书，在书中作者指出，终身学习对于人们适应现代社会的各种变化具有重要价值（顾明远，等，2006）。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也发表了《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提出“教育应处于社会的核心位置”，终身教育是进入21世纪的关键所在，也是适应职业生活和个人发展的节奏和阶段的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1996），从而进一步肯定了构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社会的重要价值。

当前，对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内涵和理念研究。目前学界已对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内涵和理念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即学习型社会的实质是一个通过学习求科学发展的社会，或者说通过学习求得社会及社会成员科学发展的过程（顾明远，等，2006）。学习型社会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人民网，2018）。其中，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是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撑。如有学者认为，终身教育侧重于以全民为对象的各种现有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体现的是“国家意志”；终身学习则侧重于社会学习文化的兴盛、学习者终身学习能力的养成以及对学习者主体地位的尊重，体现的是“民间意志”，二者同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柱，缺一不可（朱新均，2011）。关于学习型大国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是当下学界热议的话题。如有学者认为，学习型大国的提出是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进一步深化，而从学习大国到学习型大国，则标志着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模式逐渐走向成熟，其理论进一步得到认可。将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并列，其更加明确地彰显了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国家意志和社会体量（杨树雨，2023）。对此笔者亦认为，学习型社会建设具有普适性，而学习型大国建设更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如彰显“和平大国”的责任担当、传播“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等。还有学者认为，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理解，学习型大国首先需要具备学习型的特征，其次要践行大国理念，最终要实现促进世界公民终身学习的目标（吴文涛，等，2023）。也有学者指出，学习型大国，是把学习作为党和国家的意志与行为，同时对学习进行组织化、全民化、终身化、制度化、现代化的凝练、提升与形塑。它不是简单地从字义上理解为参与学习人数众多的国家，而是指更加注重引领各类学习主体拥有科学先进的学习理念、文化制度以及保障机制，指向一个能够崇尚学习、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并拥有不断增长的学习力、创新力与创造力的国家。推动学习型大国建设命题的提出，旨在通过学习，持久有力地为国家大局服务，将“学习型”的战略布局拓展到国家各个层面，并把“学习型”向个人、组织、社会、政党、国家等各个领域、各个层次推进（沈光辉，等，2022）。综上所述，从学习型大国与学习型社会的分析与论述中，我们可以从框架结构及国际视野等不同视角深刻理解学习型大国建设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要义。

在笔者看来，对学习型大国内涵的界定需要紧贴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终身教育思想开始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对终身教育理论的深入研究与终身教育政策的持续演进、相互促进，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其中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学说”以及赫钦斯的“学习社会”理论均为学习型大国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以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亦提出了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战略任务。经过国家层面的不断推动、各类主体的积极实践，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学习型社会，并为建设学习型大国奠定了实践基础和实施条件。早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就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远高度，提出了“学习大国”的概念，由此将学习型社会建设提升到了国家层面并赋予了世界意义。2014年在上海召开的外国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了“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要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的重要论断。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展现了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贡献的大国担当和大国胸襟。进入新时期以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宏伟目标，并首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学习型大国”的概念，同时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崇尚学习传承、推进文明创新发展的积极姿态（共产党员网，2023）。

就当下来看，教育数字化已经成为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目前我国互联网的上网人数已达10.67亿人，因此要进一步推进数字化，并扩大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需要通过数字教育为此提供有效支撑。换言之，唯有通过深入持久的数字教育实践，才能达成学习型大国的既定目标。

二是就如何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研究来看。有观点认为学分银行制度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抓手，并提出我国学分银行应采取建立国家层面的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模式，建立继续教育协调机构、学习成果框架和标准体系，并通过国际合作和试点，协同、稳步推进学分银行建设实践来推动学习型社会构建（李林曙，等，2013）。亦有观点认为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等学习型组织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基石。如有学者从如何构建学习型社区的角度提出，实现社区教育资源共享对于构建学习型社区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刘杼，2009）。还有学者指出，学习型社区是学习型社会的基础，大量的学习型社区的有机组合可以构成学习型社会（李继星，2003）。也有观点认为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应当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进程中承担更多责任（刘岚，2004）；对此可以通过拓展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挖掘文化潜力、整合信息资源以及扩充服务内容等途径来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而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助力（陈霞，2013）。笔者就学习银行的建设提出若干看法：学分银行建设的目的在于推动不同教育机构以及不同类型学习者之间的开放与流通。因为只有更多的大学、研究机构乃至社会各种类型的教育或文化机构的学习内容被开放与共享，以及更多的学习者自由地选读各种不同教育机构的课程，学分银行才能发挥作用，通过认证等方式的介入来进行学习成果的认定与积累。换言之，学分银行是“果”而不是“因”。当更多的学习资源被共享、更多的教育机会被学习者积极参与与自由利用时，学分银行才有存在的价值。

三是从教育数字化促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研究来看，目前学界开展的研究还较少。如有学者对数字教育促进学习型大国建设的意义做了分析，认为教育数字化首先契合了学习型大国“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关键特征；其次，教育数字化便于汲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促进学习型大国理念深化的时代机遇；其三，教育数字化可以为实现全民终身学习提供有力支撑，因此教育数字化是学习型大国建设的时代进路（吴文涛，等，2023）。亦有学者探讨了学习型社会背景下推进继续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策略，并提出可以通过积极贯彻智慧教育新理念，系统规划继续教育内涵发展；从供给端入手，重视各类数字化教学

资源的建设与完善；关注继续教育信息平台建设，大力发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完善继续教育数字化监管和质量保障体系等措施，推进继续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孙晔，2023）。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研究还存在着以下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之处。一是在学术思想与基本理论方面。对数字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本质内涵的理解尚不够深入，尤其是关于数字教育和学习型

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尚未厘清。二是在实践推进层面。以往研究大多从数字教育自身发展的立场出发提出相应建议与对策，而结合学习型社会或终身学习视角来探讨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以及技术赋能教育转型的研究较少。三是在研究视角方面。以往研究的学科视角较为单一，缺乏从哲学、教育学、政治学、计算科学、法学以及行政学等多学科融合角度开展的综合性研究。就笔者粗浅地认识，数字技术的普及不仅是在日常社会交往及经济生活层面，其在教育领域的渗透与融合意义更为重大。尤其是学习型大国建设，我们未来的教育目标是构建一个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强国，因此精准落实为每一个有学习需求的普通民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或学习资源已经成为“教育刚需”，而唯一能够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的学习路径就是数字化。但数字化有准入门槛，即数字技术的基本素养与掌握，而数字技术的运用必须通过数字教育。因此，当下如何推进数字教育可被视为建设教育强国与学习型大国的基本条件与核心要素。

显然，加强理论研究至关重要，尤其是通过厘清数字教育和教育强国、学习型大国等概念之间的基本形态与关系，梳理数字技术推进过程中教育的推广机制与普及方案，进而根据顶层设计，制定有效政策以深化数字教育的推进，这是当务之急，也是发展的必然要求。

1. 数字教育促进教育强国与学习型大国建设的路径与机制

   如上所述，通过数字教育的普及与深化去促进教育强国建设，并赋能学习型大国的构建是一条必由之路，那么如何通过数字教育有效推进教育强国和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则涉及了顶层政策制定、实践路径设计以及推进模式思考等若干维度的举措。当前，数字化转型已成必然趋势，推动着教育的变革与新业态的形成，成为推动学习型大国建设最为关键的重要力量。尤其对于构建未来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而言，其不仅凸显了智能时代我国加快数字化教育转型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新思路与新战略，而且体现了以教育数字化转型促进学习型大国建设及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其对于我国全面提升公民数字素养的综合水平和实际能力，以及在全球数字化教育领域抢占制高点等方面，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

   观察推动实施数字教育的战略、举措和路径，我们可以发现教育数字化变革的核心目标是面向未来提升全民在数字时代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数字素养；而数字教育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利用数字技术支持教育资源共享、拓展终身学习、提升教育公平。换言之，教育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要实现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深层次变革，这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尤为迫切（李永智，等，2023）。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笔者认为不应忽略以下三大路径及相应机制。

   一是全面诠释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基本理念以及数字教育与促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价值意蕴。需要我们从教育强国的国家战略高度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研究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基本宗旨、目标、要素及重要意义。尤其是要深入研究及阐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吸纳了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有关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重要理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型大国”的理论构建及实践基础。同时关注通过数字教育的推进来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性、必要性与重大战略意义等问题。研究亦需关注数字教育对于整体提升公民掌握智能技术素养的作用，以及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时必须规避的“技术至上”可能带来的人的主体性丧失的风险，并着重考虑网络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问题。

   二是重点研究数字教育促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方法、路径与策略。数字技术的应用无疑将引发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育模式和评价方式等的一系列变革，并将助推教育朝着更加人本、更加开放、更加平等、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演进。换言之，数字教育不仅涉及对现有教育的改造，也关乎对未来教育的规划。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并着力解决技术融入教育以及教育如何有效接纳技术的问题，以实现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及一体化。借鉴数字经济的发展途径，来探究数字技术

   在教育场景中的应用，其核心在于要促进教育全要素、全业务、全领域、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并重塑现代教育的框架结构。简言之，数字技术要融入教育组织、教育过程、教育评价等不同层面的创新与变革，同时也要确保数据交换共享、深度开发、安全防护等方面的流通与应用；尤其是需要通过提升普通民众的数字思维和数字实践能力，为他们接纳和运用数字技术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全面系统地构建智能时代的数字教育新生态，来促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并努力解决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时代命题。

   三是解决数字教育普及与深化的难题。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构建的重点在基层，尤其是社区。这需要通过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特别是农村乡村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来突破数字技术的普及与深化的瓶颈与难点。因此，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数字教育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人群开展的内容、方法与推进目标，尤其是面向基层的成年人与老年人。既要着眼于微观层面，解决如何通过建立数字教育的推广基地形成数字教育的社会氛围、制定数字教育的培训基准以及落实数字教育的普及目标等发展问题；也要兼具宏观视野，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为教育改革和社会治理做出双重贡献，通过改善教育服务功能实现数字化与教育相互融合及价值提升，进一步推进现代社会人的健康与健全发展，进而构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综上，未来在数字教育领域的研究，应着力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再通过数字教育促进人的生命成长，进而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与教育强国的发展视野下，围绕数字教育促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重大目标进行顶层设计，并提出具体的实践路径与对策方案。

2. 数字教育促进学习型大国建设的目标与基本架构

   围绕数字教育促进学习型大国建设的目标实现与架构设计，我们首先需要明晰自身所处的时代、时代赋予的重大目标以及二者所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是当前我们正处在教育大转型的时期，数字化、智能化已经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潮流。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消极懈怠或随波逐流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二是我们需要针对数字教育促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进行高屋建瓴式的顶层设计，并提出具体推进的实施路径与对策建议。如加大力度深入普及数字技术；新闻媒体、基层社区教育设施等社会各界应提供免费使用电子学习工具的使用方法，尽可能地扩大数字化学习人群；加速推进中央与地方各级各类公益性数字化学习资源平台建设，加快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工具作为个性化学习终端的功能开发与利用。三是在明确上述推进路径的基础上，学界应将研究重点放在数字教育如何促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推进策略与实施模式上。明晰数字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内在关系与深刻意蕴，基于《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所制定的政策目标与规划导向，尝试构建一个数字化与教育深度融合、技术赋能教育转型的实践模型，并深入探索数字教育促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推进路径与实施方案。

   具体而言，在政策与理论层面，首先需要对数字教育促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价值意义和作用功能等予以深度解析与准确定位，特别是需要厘清数字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之间的内在关系，准确把握数字教育在哪些方面、通过何种作用和机理促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在实践运作层面，还需要就数字教育在推进、普及与深化过程中面临的实施难点进行深入分析。如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归纳整理数字技术融入社区群体的成功经验；针对不同人群应采取何种有效路径、机制及方法来推进数字教育；在教育强国视域下如何就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构建机制、推进路径与实施步骤，提出符合中国本土特征的具体对策与建议。

   笔者以为，若要达成上述目标，还需突破三大难点。一是准确把握、精准定位数字教育推进的目标与价值，这对持续推进数字教育普及政策以及提升民众的认知度与信念具有关键性作用。二是需要着力探索数字技术与教育普及深度融合问题，技术与教育“两张皮”的现象由来已久，如何促进它们之间互为依存的紧密联系，是当前必须着力突破的难点。三是我国数字教育尚处在起步阶段，数字鸿沟的存在仍使众多人群被排斥在数字化时代的学习型社会之外。因此若要实现教育强国与学习型大国建设的目标，数字技术的普及不可或缺。然而数字技术的掌握依赖于数字教育的有效推进，因此针对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人群如何制定适切的教育内容与实施方案，以有效推进数字教育亦是需要大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是对于数字教育促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基本架构而言，其应包括理论框架与实践模型两个层面。在理论框架的建构上，又要着力完成三个方面的建构：（1）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宏伟目标、价值意蕴、本质特征和基本要素；（2）智能时代下教育数字化转型对国家、个人发展的深远影响及系统思考；（3）数字教育服务于全民终身学习、促进学习型大国建设的哲学理念与教育学理论框架的构建。

   三是在数字化与教育深度融合及技术赋能教育转型实践模型建构方面，则应以数字技术推进教育转型政策导向及顶层设计分析为基础来进行整体实践模型搭建。具体来说，一是要实现学习型社会视域下教育全要素、全业务、全领域、全流程数字模型构建，并以此作为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技术全面赋能教育并实现教育整体转型的关键举措；二是要进行数字教育体系建构与行政推进架构的整合设计，即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的建立；三是明晰数字教育深入普及引发教育新生态形成的具体推进步骤，尤其是针对不同群体的思考与布局，以弥合数字鸿沟，服务于全民的学习需求。概言之，由数字化通往教育强国的可视化路径是：通过教育数字化转型，建立起泛在学习场景和实施多元混合式教学，进而带动教育形态和模式变革。如上所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应是促进教育全要素、全业务、全领域和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全要素”涉及教与学过程中的各个要素，包括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模式、评价方式、教师能力、学习环境等；“全业务”指向教育管理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发展规划、课程教材、教师发展、学生成长、科技支撑、教育装备、国际合作、教育督导、教育研究等；“全领域”则涵盖基础、高等、职业、成人与继续教育以及社会培训等教育领域，同时兼顾城市和农村等区域的均衡公平；“全流程”则是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包括招生与选拔、教学与课程、培养与管理、升学与毕业等（光明网，2022）。

   总体而言，数字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全方位渗透教育，并已经成为推动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关键词，如何开发数字教育资源、构建数字教育空间、革新数字教育方式、开展数字教育评价，以及提供数字教育保障等系统教育生态格局的形成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促进教育强国方针的实现，并使未来教育体系能真正服务于全民的终身学习，应以学习型社会视域下数字教育模型的构建为抓手，推动数字教育体系的构建与行政推进架构的整合设计，以满足不同类别、不同群体的数字学习需求，尽早形成新的数字化教育生态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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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oad to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A Study on the Paths and Mechanisms of Digital Educ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Nation

   Wu Zunmin1,3, Xiong Zhen1, Yang Yu2[Corresponding Author]  & Chen Xiaoyu3

   （1. Lifelo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Hubei Ope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4;

   2. School of Tourism, Shanghai Institute of Tour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1418;

   3.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Nowadays,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people ’s hearts, and the idea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nation through the digitalisation of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uidelin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t is emphasised that “promoting the digitisation of education, building a learning society and a learning nation with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path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nation is the popularisation and deepening of digital education, and the key is to break the bottleneck of digital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serving and benefiting the elderly, rural and remote areas, and to implement the  goal  of  providing  accurate  services  and  realising  the personalised learning needs of  individual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n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ducation ecological service learning society and learning power construction, it can provide a new plan for enriching the educational forc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Digital Education；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Learning Nations；Learning Socie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