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教育在中国:终身教育在我国的独特涵义与趋势

作者: 时间:2021-11-30 点击数:

当前,终身教育在国际上呈现出发展定位生活化、学习需求实质化、组织方式弹性化、发展目标合作化、活动范围国际化、实践主体团体化、实现方式制度化等特点。基于历史与文化等因素的差异,终身教育在我国有其独特的涵义,一是倡导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二是体现中国教育哲学精髓。实现终身教育并非简单的外力决定,而需进行中国特色的教育价值观和教育功能的扩展。

随着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的兴起,现代社会正在转向以数字革命崛起为特征的知识型社会。这种转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保持与社会动态的平衡。由此,终身教育成为当前社会改革的动力目标,也成为重要的国际教育理念之一。《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应该看到,由于与西方国家在空间和文化上的差异,终身教育在我国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独特涵义。从现实来看,当前的终身教育理论似乎还不足以对促进我国教育改革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以至于相关研究不得不依附于国外的理论和实践。本文尝试从本土化角度探讨终身教育,分析其在我国的独特涵义、发展规律和研究趋势,以期促进我国终身教育的发展。

一、新时期终身教育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自1970年法国教育家朗格朗提出终身教育这一概念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作为各国制定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使其在世界各国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主导潮流。当前,在信息化和全球化影响下,新的学习时代已形成了全球参与和体验的大教育环境,终身教育不仅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人类全面发展需要。因此,终身教育不再是“过去应用于成人教育的一个术语”[1],也不再是传统学校教育与继续教育的简单叠加,而是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具有与学校教育相通的内在的一致性和持续性,是促使教育机构及广大学习者学习的新教育体,最终实现各种教育类型和各类教育资源之间的相互衔接,满足全民终身学习需求。

(一)终身教育发展的新特点

终身教育既成为当前社会和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日益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

第一,在资源配置上,终身教育从教室走向生活,其重心从强调教育的供应向学习者的需求转变,使人们从“学习与生活的分离”走向了“学习与生活的统一”。第二,在教育目标上,终身教育从个体知识获得向分散式合作知识分享转移,开始注重如何消除全世界人们之间的距离,如何促进跨学科的终身教育合作,使人类在个体差异基础上意识到在同一地球相互依赖的客观必然性,为全球化终身学习打下基础。第三,在组织形式上,终身教育从科层固定管理走向弹性扁平制,在弹性化组织教育状态下,终身教育以非正式方式提供。第四,在实施载体上,终身教育从实体化向虚拟化转换,慕课(MOOC)的出现代表了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新的互联网发展使得产生知识、信息处理与沟通技术成为生产力来源,终身教育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地更新了传统的模式[2]。第五,在教育功能上,终身教育将促进社会分工重新进行交叉和整合,包括教育各个方面、各项内容和各发展阶段以及各个关头之间的有机联系[3]。第六,在教育理念上,教育内涵将在新的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哲学思想下发展,未来的教育将会越来越丰富。

种种迹象表明,终身教育在新时期呈现出发展定位生活化、学习需求实质化、组织方式弹性化、发展目标合作化、活动范围国际化、实践主体团体化、实现方式制度化等特点,这表明终身教育发展正把各国带入学习型社会。新形势下的终身教育已延伸到了对人类体验的共同学习和生活环境中,实现了可扩展、可选择的大教育环境,它从便利学习的角度对各类资源统一考量,促使学习与工作紧密联系、教育与社会融为一体、个人与组织休戚相关。可见,新时期的终身教育对缓解教育机会均等起到了更好的推动作用。终身教育代表着一种更广泛的知识体系,为解决不同文化群体、地区之间的差异,打破时空和对象限制,为实现人类的教育生活化,生活教育化提供了有利前提。

(二)国际终身教育的发展趋势

从1970年《终身教育引论》到《终身教育的前景》再到2009年的《贝伦行动框架》,国际终身教育经历了从思想到行动的持续发展历程。“国家发展对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使得教育成为一项‘人的投资’,即教育在为国家繁荣提供物质基础”[4],“终身教育处在了社会的中心”[5]。合作化以及如何推动“学习型社会”形成等问题成为各国当前背景下践行终身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各国的终身教育,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也使得终身教育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如美国的市场化导向、德国的民主化导向、英国的科技化导向、瑞典的福利型导向等。由此可见,满足多样化需求是国际终身教育的逻辑起点和诉求。终身教育的实践基础是在以教育公平理论指导下的“自然”民主化路径。此外,国外“金字塔型”教育结构对终身教育发展具有很好的适应性。显然,国外终身教育体现了终身教育决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发展、公众期待、教育体制对其的适应、市场影响等。显然,终身教育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是西方经济和大众物质消费已获得基本满足,精神产品处于急剧上升使得教育消费处于先导地位,并表现出人们对教育进行选择的高度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朗格朗的终身教育主张适应了国际终身教育实际和需要。

二、终身教育在我国的独特涵义

当前,发达国家都把促进国民终身教育作为开发人力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我国教育制度变革从整体上说也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终身教育和发达国家具有共性的价值取向,是“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对形成学习型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基于历史与文化等因素的差异,终身教育在我国有其独特的涵义。

(一)倡导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倡导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是我国终身教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作为我国终身教育的特色。终身教育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保存文化传统、延续文化存在的重要力量。脱离本土文化“孤立去研究和实践教育是不行的,必须重视教育的民族文化背景”[6]。这种作用伴随教育适应、传承和创造文化而得以实现。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其既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传承除了要靠自身实践总结还要靠教育来完成。终身教育不但要传承文化内容,还要将文化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得以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在不断积淀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整体,是中华民族价值观追求的全面表达,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涵义。因此,我国的终身教育目标要以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为宗旨,使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在此过程中,终身教育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创造和发展中华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夯实社会主义道德和人文终身教育,发展民族传统终身教育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体现中国教育哲学精髓

我国终身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分析中国教育哲学可以发现,终身教育理念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曾用“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7],表达自己终身学习的思想,认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哲学家涂又光先生也曾经说:“中国终身教育是逐步提高精神境界的过程。”[8]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它强调人的发展阶段、所处环境和自身需求不相同,所以终身教育目标要符合人的发展阶段和规律。

在中国教育哲学中,我国终身教育除了强调贯穿生命始终之外,它更多的是围绕中国传统哲学“继天而教——志于学——止于至善”等道德和人文精神生发开来。“继天而教”意在教育是每一个人都应拥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逻辑起点;“志于学”更多表达的是意志、志向和毅力,是“为学须立志,立志须为学”,是“志于道,志于仁”,是“化性为志,化志为行”,“行之终身,矢志不渝”,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过程。同样,在《礼记·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也集中体现了中国教育哲学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终身教育的基础,深刻体现了我国古典教育理念有着与全人类教育精神相通的普适价值,“止于至善”是中国教育对人“内外合一”的经典诠释,是我国终身教育独特涵义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国终身教育从时间维度看是贯穿人一生,其对精神的追求也永无止境,其以“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素质为核心和终点,折射人一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这也体现了我国终身教育的人学取向由人学的自然取向、社会取向和精神取向组成。反观我国终身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本土教育规律的观照下,自古以来就体现出一种以精神为灵魂的中国特色。除了为构成社会的完整教育体系之外,它更多的是人类自身“止于至善”的中国世代读书人的民族精神、思想品格和行为实践。这是我国终身教育深刻的现实意义体现,是典型的民族文化终身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哲学中,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强调要通过某一阶段的教育引导使人们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以达到发展人的潜能和道德的作用。当前,人们物质生活日渐丰盈,如何在本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历史中传承优秀的传统道德和人文精神是我国终身教育的最主要的责任和义务,这需要协调好传统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传统的“仁”、“义”、“礼”、“智”、“信”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因此,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是我国终身教育的努力方向,这既是我国终身教育的义务与责任,也是振兴民族的有效途径。

三、我国终身教育的研究趋势

在我国,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机制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因此,需要明确终身教育研究方向的针对性和指向性。

第一,研究国外制定和衡量终身教育的标准。发展终身教育不能浅尝辄止,不能停留于参考和借鉴,而要准确把握国外终身教育的特点,研究国外制定和衡量终身教育的标准,深入认识国际终身教育的发展规律,思考发展规律背后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和解决的方式,为推进我国教育改革提供经验。

第二,明晰终身教育的逻辑体系。把解决终身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为理论出发点,研究终身教育思想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在当今经济发展新时期所具有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国外终身教育根据出发点的不同,他们有自己不同方式和体制运作的回应,包括社会本位价值观和个人本位价值观。客观地说,两种价值观都有其合理之处,而我们应该协调和平衡终身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主体价值,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个人发展需要。二是对现在及未来的终身教育在规模与质量、体制与结构、资源与配置,以及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关系的“即成”与“可能”问题的规划,以促进终身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正确认识终身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规格,科学评定终身教育的质量。

第三,把握终身教育的需求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终身教育在我国教育领域的发展绝不仅仅是入学时间年限增长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以体制和模式的转换推进教育改革。在对终身教育的入学口径控制的问题上,到底谁应受终身教育是教育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因为市场和经济是作为背后的“看不见的手”,当终身教育发展资源丰富时,物质限制不再是第一位,价值选择将成为主导因素。客观来看,实行终身教育是社会对教育需求由物质偏好向文化偏好转向的体现,对于这种需求倾向的变化,我国应该有一个把握尺度。

第四,发掘终身教育的文化传统。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对终身教育的影响不可忽视,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终身教育体系,是终身教育在我国发展的特色与特殊性的重要体现,这也促使我们从中华传统文化视角分析、研究和发展终身教育。

第五,关注农村终身教育的发展。终身教育的对象应辐射所有公民,但目前终身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和城市型社区,对农村和乡镇关注不足。终身教育不能仅满足于解决当前农民工就业问题,还需要培养新一代知识型农民工,以使农民工学习不仅为了就业,更要超越就业。如何促进农村终身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新时期终身教育发展的新课题。

第六,开展终身德育研究。社会的动态发展和人的相对适应决定了人类道德的变化和发展,人的道德发展需要终身德育的疏导。开展终身德育研究,对促进人类精神、品质与科学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教育研究》 作者:张妍 张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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